京剧课“样板化”：教育选择背后的权力魅影
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，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，并在10个省市区各选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。目前，15首京剧教学曲目已经确定，《穷人孩子早当家》、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等经典“样板戏”京剧唱段都入选。（《京华时报》2月21日）
在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中，一直均不乏传授和学习传统古典诗文的内容，因此，在同属于人文教育范畴的音乐课程中，引进京剧这样的民族传统文化，笔者以为，既是合理，也是必要的。这正如有教育人士指出的：“有利于强化学生民族文化学习意识”，“传承民族优秀文化”。
不过，继续考察教育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及相关内容设置——传统文化仅被限定为京剧，而京剧教学曲目更是被高度集中在“样板戏”的范围之内（15个曲目除了少数几个之外，绝大部分均出自当年文革时期盛行的“样板戏”），疑惑和担忧也随之而来：难道只有京剧才算得上是传统文化、更有资格成为中小学的教学内容，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京剧，其文化内涵、品质，竟然必须主要由“样板戏”来承载、传承？进而，这样一种高度“样板化”的课程设置，究竟能“强化”怎样的学习意识、又能产生怎样的教化效果？
众所周知，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文化的种类、样式、内涵更是极为繁复多样，仅就传统戏剧文化而言，在其鼎盛时期，戏剧种类便多达上千种，如人们熟悉的京剧、昆剧、黄梅戏、豫剧、越剧等等。这其中，京剧固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，具有相当的典型性，但显然又并非事情的全部，不可能完全包办代替其他剧种同样作为传统文化的文化地位和内涵。
更重要的是，即使在京剧内部，流传久远、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、唱段可谓不胜枚举，何以必须高度依赖迄今仅仅不过三四十年历史，产生于“文革”特殊历史时期的“样板戏”，来集中作为它的代表？诚然，应当承认，仅从纯艺术的角度看，“样板戏”确实不乏可取之处，而所以“可取”，正在于，其对某些传统文化特质的借鉴和汲取。但更应当看到和必须承认又是，根植和依托文革背景的所谓“样板戏”，其身为戏剧的“文化”内涵、品质，其实是稀薄、可疑的，与其说是文化，不如说是政治权力强行推动下的反文化（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）表演。这正如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曾指出的：“‘样板戏’最主要的特征，是文化生产与政治权力机构的关系……文艺被作为政治权力机构实施社会变革、建立新的意义体系的重要手段。‘样板戏’本身的意义结构和艺术形态，则表现为政治乌托邦想像与大众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”。（洪子诚著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）
如此特征和意义结构下的“样板戏”，在今天竟然突然摇身一变、重新成为“传统民族文化”乃至是“优秀文化”的代表，无疑让人殊为不解，备感困惑——这样的“传统民族文化”，究竟“传统”在哪里，“民族”在哪里，而作为文化，它又“优秀”在哪里？将这样的所谓“文化”，作为教育内容传授，能传承什么？
近些年来，各个层面的课程修订、教材变动颇为不少，而每逢这样的修订变动，相关争议总是不可避免。结合上述音乐课程标准的修订，梳理这些争议，不难发现，其所以惹议争议的根本原因无非还是：主导这些事关教育选择的修订变动背后，总是挥之不去的权力魅影——教育的内容、范围，事实上总是权力单向裁夺、指派，而非权利自主的结果。
在权利张扬、强调“思想解放”的今天，教育选择有形无形中依然遵行着“样板化”的生成思路和行事逻辑，这不能不发人深省、令人深思。
2008年2月22日《现代快报》
: 天下
